1938年2月19日，长沙圣经学院的砖墙上，闻一多用地质锤敲下半块青砖。这位刚完成《楚辞校补》的诗人炒股投资系统，将碎砖装入帆布包——这是湘黔滇旅行团携带的最轻“行李”，亦是三千里山河将成讲台的隐喻。 三校师生284人，每人限带8公斤随身物品。中文系学生把《昭明文选》拆成散页分藏衣襟，物理系助教在桐油伞柄里塞进游标卡尺，哲学教授钱穆的背囊中，半截蜡烛紧贴着未完成的《国史大纲》手稿。当文明必须以克为单位计量时，连墨水瓶都成了需要签生死状的违禁品。 在晃县废弃的侗族鼓楼里，吴宓掏出怀表对准月光：“